“三国”故事有两大系统：一个是以“嘉靖壬午本”为主，衍生出的叶逢春本、黄正甫本、李卓吾本等等；另一个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本基础上修订而来的版本，被称为“毛本”，也就是我们今天市面上通行的《三国演义》。虽然这两种系统之间有较深的关联，但从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比较大的差异，所以有了两个系统的分化。比较两种文本风格的区别，不能看具体的字句，因为不同编者进行整理，在具体表述上必然会有所不同，这是正常现象。比较两者区别，应该从“文本内涵”、“形式特征”两方面入手。先来说说“形式”上的差别“毛本”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将章节内容进行规划和整合。“嘉靖本”一共有回之多，每一章基本上是七字单句的回目。比如第一章就叫做“祭天地桃园结义”，第二章叫做“刘玄德斩寇立功”。而“毛本”将章回题目由七字单句变成了两句对偶，并且对不同章节内容进行合并和概括。“嘉靖本”中的第一、第二两章，在“毛本”里变成了“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这种形式上的变化说明了一个问题，《三国演义》这本书从通俗市井逐渐走向案头。仔细思考一下，七字单句这样的章回题目更适合什么样的体裁作品？图册、评书、戏曲这种带有表演性的艺术，其标题往往都比较简练，形式规整容易宣传和记忆；内容相对较短，更利于商业传播。所以说，“嘉靖本”这样的形式更接近于表演类的通俗艺术，这与《三国演义》创作的目的吻合。据说罗贯中做书商，为了供给说书等艺术提供故事文本，曾经做过调查工作，调查受众喜欢听哪一类故事，结果发现“战争”题材的故事比较受欢迎，而“三国”时代尤为明显，于是就写作了这样一本小说。而“毛本”这种对偶式标题，记忆起来要比“嘉靖本”更难，说书人如果采用这么长的标题和故事情节，表演场次就少，而受众也不容易记住其中的内容。所以说，这样的标题形式更适合集结成册，放置于书桌上供人阅读，也就是“案头文本”。而“毛本”对于“嘉靖本”还有另一个明显的改动，那就是添加了很多“诗歌”进去。话本、戏剧等表演艺术在开场之前往往会有一个“定场诗”，如今相声这样的形式有些剧场还有这样的传统，比如德云社就经常使用。而这个“定场诗”不是书中的内容，但往往和其有关，不同的说书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人用这首，有人用那首，“嘉靖本”更接近于表演类文本的形式，在“定场诗”等内容上就没有固定的文本。而“毛本”不同，它更接近于案头阅读的形式，那就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形式来开篇，所以就将明代杨慎所作的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作为了卷首诗。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元末的小说，卷首诗却是明代人的作品，这是毛宗岗父子后来加入进去的。除此之外，“毛本”中经常能看到“后人有诗赞曰”、“有诗单表此事”等等内容，都是这个道理。说书的时候可以根据现场氛围来决定是不是念一首诗，或者临时发挥写一首通俗打油诗，但阅读的时候就必须把它固定下来，其质量还不能太低。所以，“毛本”当中的很多诗词质量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叙事手法非常成熟。再来讲讲“内容”上的不同上文说到，“嘉靖本”的章回有节之多，“毛本”变成了回，这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在内容上有了大量的删节。这种删节有两个主要方向，体现了“毛本”和“嘉靖本”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倾向性。第一个方向是删除了关于曹操的正面形象描述。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国演义》，曹操“奸雄”形象非常鲜明，这是“毛本”的功劳。它将“嘉靖本”中一些关于曹操正面形象的塑造部分通通删去，使得文本具有更鲜明的特色，艺术成就更高。或许有人会想，这不是改变了作品的原意吗？其实不是。“尊刘贬曹”的倾向在宋代以来就在民间盛行，比如苏轼在《东坡志林》当中记载了说书人现场的景况：闻刘玄德败，顰蹙而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畅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而“嘉靖本”在“尊刘贬曹”的倾向里，还有关于曹操的正面形象混杂其中，或许是保留了一些说书故事的丰富性，但从实际上来说是冗余成分。“毛本”将之删去，会使得故事更为精炼，艺术效果更好。同理，“毛本”还删去了很多关于人物的心理描写。比如，同是“三英战吕布”的情节里，“毛本”主要描写的就是打斗场面，而“嘉靖本”却有很多心理描写。我们来看具体的对比：“毛本”：吕布见了，弃了公孙瓒，便战张飞。飞抖擞精神，酣战吕布。连斗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云长见了，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嘉靖本”：吕布见了，弃了公孙瓒，便战张飞。飞抖搜神威，酣战吕布。八路诸侯见张飞渐渐枪法散乱，吕布越添精神。张飞性起，大喊一声。云长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又战到三十合，两员将战不倒吕布。刘玄德看了，心中暗想：“我不下手，更待何时！”掣双股剑，骤黄骠马，刺斜里去砍。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呆了。“毛本”明显要比“嘉靖本”更为简练，打斗场面也更为突出，对于气氛的烘托也更为有效，这是在艺术效果上进行的优化。第二个方向就是价值立场上的区别。“嘉靖本”在故事中不止一次地提出一种观点：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这样的内容出自很多人物之口，王允、诸葛亮、张松等等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有学者统计，全书一共出现过六次之多。而这些在“毛本”当中通通被删除，所体现的正是两者“民本”思想的差异。但并不能说“嘉靖本”的内涵就比“毛本”的要更深刻，这需要考虑时代的背景。“嘉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著，而罗贯中生于乱世，有“图王”之志，所以在对于“民本”的表述上自然有这样的倾向。而“毛本”的编纂者虽然也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变迁，但战乱年间较短，大部分人生还是在和平的年代里，其所采取的立场自然就有所不同。总结来说，《三国演义》的“毛本”和“嘉靖本”两个系统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无论是在内容还形式上都有很明显的区分。但从艺术效果和传播影响力上来说，“毛本”无疑是更为出色的，也是对“嘉靖本”的一种改良。这样的现象其实很常见，比如说书人石玉昆所用的话本《三侠五义》被俞樾改写成《七侠五义》，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艺术效果都有长足的进步。“毛本”与“嘉靖本”的关系和此类似。以“东亚病夫”为笔名的曾朴，创作小说《孽海花》，享誉晚清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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