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医院微博 http://m.jpm.cn/article-92442-1.html三国演义有具体名字的人物中除了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其余的几乎都是单字。如曹操、周瑜、马超、黄忠、黄盖、孙权、张飞、关羽、曹丕、曹植、刘备、刘禅、孙坚、孙策、赵云、袁绍、刘表、陆逊、诸葛亮、鲁肃。其实不止三国时期，整个汉晋时期都流行单字名。这得从汉代皇室说起。汉代的皇族多以单字为名；尽管有三位皇帝初名是双名，但后来都改成了单名。汉昭帝初名“弗陵”，汉宣帝初名“病已”，汉平帝初名“箕子”，但后来都分别改成了单名“弗”“询”和“衎”。这三位皇帝改成单字名就是为了避讳。汉代避讳，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特别引人注目，就是《颜氏家训·风操》中所言：“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所谓“同训代换”，就是选择同义或近义之字来避讳。总观两汉帝王的国讳，都很一致地采用了“同训代换”的避讳方法。为何汉代皇帝都要用单名?我们也许可以从汉宣帝刘询元康二年（公元前年）改双名“病已”为单名“询”的诏书中得到答案：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近百姓多上书触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可见，宣帝改为单名的原因是为了让人容易避讳。毕竟，单字之名可以使犯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从而减少因避皇帝名讳而造成的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汉晋期间的49位帝王，有47位是单名(包括上述由双名改为单名的3位皇帝)。何休《公羊传》注也解释了双名改为单名的原因：“为其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知而易讳。”所谓双名“难讳”，一是增加了犯讳的概率，二是增加了“同训代换”即“讳训”的难度。皇帝在取名时也往往采用“难知”的生僻字以减少犯讳。汉平帝初名箕子，后改为罕用字“衎”，方便人们避讳；“箕子”为常用器物，则易犯而难避。《汉书·平帝纪》即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所谓的“合于古制”，就是符合《礼记·曲礼上》中的规定：“名字者，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郑玄注：“此在常语之中，为后难讳也。”《汉书·匈奴传》甚至记载有王莽下令不得取双名的政令：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宣上书慕化为一名，汉比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悦，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上行下效，于是，整个汉晋社会都盛行单名之风。在汉晋多年中，单名占绝大多数，双名是很少数。以下就是家喻户晓的单名：西汉：萧何、韩信、贾谊、张骞、卫青、张良、杨（扬）雄、曹参、樊哙、英布、陈平、周勃、李广、李陵、刘向、刘歆、枚乘、张汤。东汉：蔡伦、华佗、班固、班超、窦固、邓晨、邓禹、李通、樊宏、刘植、耿纯、贾复、窦宪、马援、郑玄、李膺、陈蕃、范滂。西晋：阮籍、嵇康、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张华、陆机、陆云、左思、潘岳、何劭、任恺、石崇、王恺、傅咸、何曾。东晋：孙恩、卢循、谢安、谢玄、谢石、王导、王敦、王含、王珉、祖逖、刘琨、庾亮、苏峻、祖约、桓温、殷浩、谢逸、朱序。但是，汉字毕竟是有限的，单名的盛行必然导致姓名的大量重复。据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记载，汉代有两个王莽、两个赵尧、两个王崇、两个王立……重名现象必然导致交际的混乱。《西京杂记》就有这样的故事：古代鲁国有两个曾参，南边的曾参杀了人被抓了起来，有人却跑去向北边的曾参之母报告。该故事虽然发生在春秋时期，但汉晋时期的重名所导致的混乱也是可以想见的。后来五胡乱华，少数民族的复名制度冲击了中原地区的单名制度；加上单名导致的大量重名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交际的实际需要，于是，晋代以后，双名的大量出现便是大势所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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