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这样评述：
“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
这短短一席话就揭示了《三国演义》文学地位。
而厚重的文学积淀是进行影视改编的重要基础。因此，电视剧《三国演义》与《三国》基于原著分别进行了文本改编，并确立了相应主题。
01《三国演义》的文本与主题
与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相比，影视是一门全新艺术样态，这就决定了影视改编一定要向文学艺术学习。
文学改编影视，即指将文学文本转化成影视文本的过程中，文学文本不仅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基本素材与创意，也为其提供了故事性与叙事方法。因此，影视剧的文本生成是离不开文学文本的。
经典文学《三国演义》以它所具有的巨大的思想深度、浓厚的历史韵味和震撼的艺术力量，长期屹立于中国文学顶峰之上，因此，如何将这部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珍品真实、生动地再现给当今社会的观众，这是困扰影视改编者的普遍性问题。
电视剧《三国演义》对此的解决方法便是“忠于原著”。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中国文学蓬勃发展的辉煌时期，而此时的改编理论仍然继承于“十七年”时期夏衍的理论：认为影视改编应当“忠于原著”。此时的创作者们仍然认为，影视改编不应该随意改动原著的情节与故事。
正是基于夏衍的理论基础，94版无论在情节设计、还是人物塑造以及所传达的历史观、价值观等方面都严格遵循原著的精神，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三国“编年史”的创作，也因此具有较强的“史学”价值。
94版的“忠实原著”，是指其尊重原著的文本，以电视剧改编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去重述原著文本内容。
其次，当影视改编以经典文学作为基础时，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一次全新的艺术再创造，因此94版保留了《三国演义》原著半文半白的叙述模式：
在文本创作时保留了很多文言文，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最大程度保留了剧作厚重的历史感，整剧的文本扑面而来的便是一种古色古香，诗般意境，堪称艺术精品。
但影视改编毕竟不是照搬文学作品，而是一种艺术再创作，这种再创作既是形式上的，也是内容上的。
在形式上，改编者需要平衡两种艺术样态进行转化时，难以避免的缺失，这种缺失需要创作者以自身理解去重构和填补。而在内容上，改编者的存在意义在于对原著精神内核的感悟，从而继承于新的艺术形式之中。
经历形式与内容的解构之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再是其自身原有状态，其蕴含“信息量”的衰减、固有精神内核的“错位”，都是影视文本创作需要衡量的重要范畴。
面对这个问题，94版最大程度地平衡了小说文本与剧本之间，受众的想象空间与电视剧直观性之间的矛盾关系，结合时代特色巧妙的添加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改动，却不篡改原著内容。
王扶林在采访中这样说到：
“没有古代特色，人家不承认这是古代的东西，不考虑今人的审美要求，当代人就会离你而去。”
正是有着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94版的文本创作做到了基本符合原著与史实，人物创作也具有很好的艺术性与客观性，综合来看很好的完成了“忠于原著”的改编理念。
以“忠于原著”的文本改编理念创作出的94版，其主题也十分契合原著，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尊刘贬操”“尊刘贬操”在《三国演义》原著中非常明显，罗贯中的“尊刘”不仅是因为其汉室宗亲的正统身份，更是因为其身边集合了“仁”“义”“智”等正确的道德观，因此其把刘备集团理想化并予以热情歌颂，这个主题中寄托着人民的愿望和理想。
94版也很大程度地保留了这个主题，全剧以大量篇幅完整讲述了刘备集团的兴衰过程，相较于其余两国有着明显的偏向性。
2、“忠义说”从《三国演义》所体现的封建伦理思想来看，原著的主题是崇尚人性之中的忠义的。
比如对于关羽，赵云的推崇，尽管“忠义”究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以人性的善作为枷锁来捆绑个人，但其实也并不一定就与自身的利益相矛盾。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准则，因此94版也对此进行保留，在剧中完成设计了“长坂坡之战”、“过五关斩六将”等情节。
3、“悲剧说”《三国演义》原著的悲剧内涵体现在很多方面，从时代角度来看，魏、蜀、吴三个封建集团经历了种种矛盾斗争，最终却全部覆灭归于晋朝，并无赢家，这是一种悲剧。
以国家层面看，原著推崇的蜀国，在经历兴衰变迁过后，最终没有完成统一大业，惨遭吞并，这也是一种悲剧。
再以个人利益看，战乱年代广大人民受饱战争之苦难，实属不幸，而诸如刘备、诸葛亮、曹操等等人物最终都未完成其个人夙愿，这更是一种悲剧。
94版保留了原著的这种悲剧气质，很好展示了在历史滚滚的车轮转动之下，一个短暂时代的渺小。
02《三国》的文本与主题
文学和影视改编作为两种相互独立的艺术样态，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文学与影视之所以有着相互依赖性，归根结底是由于二者都在寻求一种叙事的逻辑与角度，最终讲好故事，因此二者的文本才有了共通与联系。
文本联系是二者难以分割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
《三国》的文本与《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就有着紧密联系，却又不尽相同。
10版的剧本由著名编剧朱苏进执笔创作，对于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朱苏进将其看作是山峰和陷阱。
因此，其解决方法为突破常规限制，结合时代特性与新的理解，以创造性、颠覆性的手法创作出新的叙事模式，也由此打造出这部极具创新的10版。
为了使10版的文本更加充分，苏进除了从《三国演义》原著与《三国志》中进行改编，还杂糅了《华阳国志》《后汉书》《史记》等多部著作，充分吸收其文本叙述方法与故事情节，并结合流行文化、网络用语进行填充，最终呈现出这样一部内容充实，符合时代特色与广大受众审美体验的作品。
相较于94版，10版的文本创作明显摆脱了原著文本的束缚，更加奔放地构建了一套属于其自身的历史观。
其对于改编价值观的升级，也是对《三国演义》真正意义上进行了完整重构。
10版在文本创作上大刀阔斧地根据编剧的理解进行修改与再创作，完全脱离“忠实原著”的理念，这也是中国上下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一次反叛和解构，成为极具有后现代主义意蕴的作品。
但也正因如此，10版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也出现了部分缺失及不足，比如其对于“七擒孟获”等故事的删减，以及对于诸多角色人物的描绘过多，造成了人物性格混乱且叙事冗长的问题。并且由于文本创作中加入过多现代性元素，其历史感缺失明显，部分网络用语的运用也极易出戏。
高希希所宣扬的现代元素植入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添加，无疑也是一把双刃剑。
主题是一部优秀小说和影视剧最重要的要素。主题引领素材编制解构，所有的情节人物等元素都应为主题服务。
与影视艺术相比，文学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上显得更加深刻，而影视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同时又是一种商品，由于观众的审美经验不同，就必须作出最大化的普适性调整，以此来满足各个层面的受众需求。
所以在文学影视化的过程中，主题的调整一定是简单化与通俗化的。
10版由于追求现代性与大众化的平衡，在主题选择上也做了一些取舍，综合来看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多元化重塑10版的主题取舍非常注重现代审美，因此对于家国情怀的主题构建，以及人物的“英雄”气质展示都做得很好，这种道德审视并不带有偏见。
其更加追求以新的视角审视《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发掘其人物形象中的优秀特质，以多元的不同面貌，使得角色更加立体和圆润。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伦理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大众并不常常“以成败论英雄”，反而更加注重一个人的品格和道德修养。
由此10版对于人物的挖掘有别于原著，比如就放弃了传统形象的曹操，转而以更加公正客观的描述去重述其所带有的不同品质，诸如对关羽的欣赏，对荀彧的关照，以及对于军士的体恤，这些“仁义”的人性也是与94版那个阴险狡诈的曹操形象有很多不同。
正如导演高希希所说：
“简单的‘平反’只会把曹操演得不是曹操。我们只想给观众展现一个有血有肉、有大胸襟大抱负的奸雄曹操。”
这种多元化的重塑，能够带来与众不同的审美体验，也是一种成功的主题建构。
2、“平等”对待三国10版在主题选择上有别于94版的“尊刘贬操”，其宏观上将魏、蜀、吴三国作为了三条平行主体，在内容呈现上实现了“平等”。
以往的影视剧中，在忠于原著的改编理念下，往往将刘备的“正统”与曹操的“狡诈”对立起来，将二者作为“正面”和“反面”形象的代表进行对比。并且吴国的戏份往往很少，人物体现也不够到位。
而在10版中，则清晰地呈现出了“平等三国”的主题构建，较为客观公正地对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都做了充分刻画。以此不但打破了刘备、曹操的固有化形象，对于孙权集团也有了难得的展示。
这种主题选择也很好地体现了当代人对于不同事物更加开放包容的接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