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孙权劝学》（见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册）在编者加的“预习”中，特意点到了“吴下阿蒙”与“刮目相待”两个成语，说“这两个成语就出自本文”。很明显，编者在课文的“预习”中，把选自《资治通鉴》的《孙权劝学》看作是“吴下阿蒙”与“刮目相待”两个成语的出处了。
《语文》课本的这一解说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吴下阿蒙”与“刮目相待”出自西晋虞溥（—）的《江表传》。《江表传》虽然已经佚失，但其中的部分内容被裴松之为陈寿的《三国志》所作的注中所引用。因此，确切地说，“吴下阿蒙”与“刮目相待”两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而《资治通鉴》中的《孙权劝学》内容是直接抄自《江表传》的，特别是“吴下阿蒙”与“刮目相待”这两个成语是原封不动抄了过去。课本岂能把“照抄”的文字作为“原创”呢？下面做个比较：
《江表传》：“（鲁）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摘自《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孙权劝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由此可见，《孙权劝学》是综合了《吕蒙传》与《江表传》的内容，而对原文进行了缩减与概括，而两个成语则是直接照抄。因此，“吴下阿蒙”“刮目相待”的版权应该属于西晋的虞溥。
所谓“出处”，应该是指最早出自哪里。可见课本编者把两个成语的出处迟滞了近乎年。
《辞海》（第七版）就明确指出这两个成语出自《江表传》：
吴下阿蒙：亦作“阿蒙”“吴蒙”。三国时吴国吕蒙少不读书，后努力向学。“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见《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后因以喻人学识尚浅。
刮目相待：亦作“刮目相看”。刮目，擦亮眼睛。谓用新的眼光看待人。《三国志·吴志·吕蒙传》“结友而别”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为了更清晰地显示各书之间的承续关系，下面把上述各书做一简介。
1.关于陈寿（年—年）的《三国志》：两晋时期盛行私家修史，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就是陈寿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志》。《三国志》记述了东汉末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四史”。《三国志》65卷，包括《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完成后，晋惠帝看过当即下诏，命令全国百姓每家每户都要抄写《三国志》，这也使得《三国志》中的故事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到唐朝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说书行业，又进一步推动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普及，明代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就是在说书底本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2.关于裴松之（—）注《三国志》：《三国志》叙事比较简略，到南朝宋时，裴松之奉诏注《三国志》。裴注一反以往注家偏重文字训诂的做法，把重点放在史料的增补和史实的考订上，博引群书达余种，注文超过原文数倍，不仅开辟注史的新例，而且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3.关于虞溥的《江表传》：《江表传》是叙述魏、蜀、吴三国史事的史学著作，而以吴国史事为重点。装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征引《江表传》特多。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县（今山东巨野县南）人。少专心典籍，郡察孝廉，任鄱阳内史，乃“大修庠序，广招学徒”，并向所属各县下达文告，勉励百姓致力于学：“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善积则习与性成。”于是来学者余人。又撰文鼓励生员勤奋求学，学能心开意朗，愈学而愈知不足。“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锲而不舍，金石可亏”，“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其为政，宽而不猛。尝注《春秋经传》。所撰《江表传》，为研究三国孙吴历史的珍贵史料，并有文章诗赋数十篇。虞溥的儿子在东晋初年将《江表传》上呈给晋元帝，元帝下诏将书藏于秘书，成为宫禁里的藏书。
4.关于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于年成书。年，司马光把自己编成的八卷《通志》，呈给宋英宗，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又奉命继续编写，历时19年编成。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赐名《资治通鉴》。此书博采众说，所用史料种，其中包括了《三国志》《江表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