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描写了汉灵帝中平元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年九十七年的历史。全书一百二十回，可分为三大部分：前三十三回为第一部分，主要写汉末的动乱和群雄的并峙，曹操集团的崛起和强大；第二部分从第三十四回到第八十五回，主要写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壮大、三国鼎立、相互争雄的局面；第三部分从第八十六回到一百二十回，写三国的衰落，最终为司马氏所统一，建立了西晋王朝。综观全书，作者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糅合着广大民间的心理，主要表现了作者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是全书的基本创作宗旨。具体来说，该书主要表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主题：
一、对于仁政的向往
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宽；曹以暴，吾以仁；曹以谲，吾以忠：每与曹相反，事乃可成耳”。因而《三国演义》的这一主题是通过对这两大政治集团，尤其是其首脑人物的对比刻画中体现出来的：
1、关于刘备的刻画
是作者全力歌颂的仁君形象。他首先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其次，他爱民如子，绝不荼毒和抛弃他的百姓，因而“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再次，他待士以诚信宽厚，尤其对待诸葛亮“待之以师礼，委之以事政”，和部下形成“犹鱼之有水也”的和谐关系；最后，他手下的大臣也大都具有“救国救民之心”。他们一起构成了仁君贤相的政治模式。
2、关于曹操的刻画
是一个奸雄的形象。他首先具有雄才大略，如王粲说他：“雄略冠时，谋智出众”，也非常爱惜人才；其次，他信奉的人生原则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因而视民命如草芥；再次，对待部下，他是阴险和残酷的，如借仓官的头来稳定军心，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
此外，作者还塑造了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刘禅等人物形象，他们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又无刘备的爱民之心，因而其灭亡是必然的。
二、人格上注重“忠”、“义”的道德内涵
它集中体现在对诸葛亮和关羽两人的塑造上：
1、诸葛亮的“忠”、“义”思想。诸葛亮一生忠诚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忠诚于刘备的儿子刘禅，这一点连他的敌人也很佩服地说：“竭尽忠诚，至死方休”。诸葛亮的忠，既有封建正统的观念，也有对刘备三顾茅庐、白帝城托孤的人生知遇之恩的回报，带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思想。为了尽忠，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甚至在完善道德和“正好建功”的两难之间，还是最终选择了尽忠。为了尽忠，他终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关羽的“忠”、“义”思想。关羽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时，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即“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了实现这种政治目标，他不愿追随对自己同样有恩的曹操，一听到刘备的消息，便封金挂印而去，因而他的忠便含有“良禽相木而栖，贤臣则主而事”的思想，又含有对当初结盟诺言的遵守，并不是简单地忠于一姓之天下。为报昔日之恩，他于华容道义释曹操，被作者称之为“义重如山”，因而他的“义”在本质上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与温情，这又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息息相通。
三、才能上对智、勇价值的崇尚
走出乱世，还得凭借军事上的实力和谋略上的成功，作为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三国演义》对智勇的价值追求是积极肯定的。司马徽曾对刘备说：“关、张、赵云之流，虽有万人之敌，而非权变之才；孙乾、糜竺、简雍之辈，乃白面书生，寻章摘句小儒，非经纶济世之士，岂成霸业之人也！”这里所说的经纶济世之士，就是指诸葛亮。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是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奉行“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显”，未遇明主时，隐居陇中卧龙岗，一遇明主刘备，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且长于智谋，提出了据蜀、联吴、抗曹的战略思想，在把握事物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火烧博望、草船借箭、借东风等军事上的成功，又运用了一系列的心理战原则等。作者将他的智慧写得超神入化，实际上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
四、“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1、三国历史本身就存在着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为了夺取政权，各诸侯势力分别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因而在他们之间存在着谁为正统的争论。
2、历史著作中对谁为正统存在着不同意见。
3、罗贯中根据特定的时代氛围，结合自己的政治道德观念，表现了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他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在三国故事发展过程中，一向就有正统之争。不同作家在处理这个题材时，会将自己的倾向赋予作品。一般来说，没有人将孙吴作为正统（天下共主），而是集中于曹魏和刘蜀之间。这种争论，自有三国故事以来就存在。
西晋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是将曹魏作为正统的。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尊曹魏为正统。但当时民间已认定蜀汉为正统，至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朱熹作《通鉴纲目》，改尊蜀汉为正统。变来变去，还是章学诚一语道破天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文史通义·文德》）
但《三国演义》的作者似不应卷入这个事非之争中。故其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民间长期流传的话本具有倾向的决定作用；二是作者本人有着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在他笔下，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而曹操则“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是非正统谱系中的乱臣贼子；三是作者本人的儒家仁义思想，自然会对忠厚仁义的刘备有认同感，承担正统一方的蜀汉是作者悉心歌颂和着力描写的对象。全书一百二十回中，桃园结义到诸葛亮之死五十一年间的事占了一百零四回，而其余五十六年的事却只占了十六回。
五、在悲怆和迷茫中对传统的追寻
在《三国演义》结尾，以蜀汉为代表的仁政归于失败，以曹魏为代表的霸政赢得了胜利。这反映了伦理原则和政治原则是不同轨道上行驶的马车，各有不同的原则。对于这种结局，作者在悲怆之中将之归结为天意，他说：“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者在悲怆和迷茫之中沉浸于对仁政理想的无尽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