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从历史著作到文学作品，再到今天的影视，魏蜀吴三国的纷争已经被多次刻画，并被应用于不同的场景。
然而，《三国演义》作为百姓口中熟知的文学作品，它与真实的历史有几分相似呢？又或者说它的真实性何在？
通过对《三国演义》的语言分析、艺术研究等发现这部文学作品有七分历史、三分虚构，但它的虚构手法较为高超，与真实的历史相融合，造成了以假乱真的现象，于是出现了我们今天关于其真实性的思考。
《三国演义》构成了我们对那段三国历史的最初认识，我们在没有学过历史，甚至已经学过历史的情况下，仍然会对这部文学作品趋之若鹜，里面的刘关张三兄弟桃园结义，曹操的大奸大义，诸葛亮的智善谋局等等，这些都吸引着我们。
而那些真实的历史片段并不是我们所追寻的东西，所以少时的我们不会思考《三国演义》是否是真实的。然而，长大后，当我们以曹操、诸葛亮和关羽等著名人物来做历史对比之后，就会发现《三国演义》的真与假。
一、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三国演义》的创作性
1.文史关系与文学创作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
作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历史演义小说开山之作，《三国演义》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解，再加上民间流传的故事，运用艺术手法进行加工，将三国时期的历史进行了创作性改编。
《三国演义》大致可以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和三国归晋五大部分，用文学故事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近百年的历史。
《三国演义》的创作过程已经向我们诠释了“文史的依赖关系”，在有关文史关系的研究中，郭沫若的文史理论比较有影响力。
郭沫若致力于将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倡导“文史合一”，这与20世纪法国史家兰克倡导的“秉笔直书”完全不同，兰克认为史学研究应当根据史料如实再现历史，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
郭沫若出现“文史合一”思想与其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也与他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又进行历史研究的并行活动有密切关系。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前期，郭沫若开始明确叙述自己的“文史合一”思想，徐国利在《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与特色》中指出：“，史剧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历史研究既有密切关系，又有本质区别。
一方面，历史文学创作必须以科学的历史求真为基础……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又存在根本差异，他（郭沫若）说：‘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
由此可见，与兰克的据事直书完全不同，郭沫若认为文学创作可以不被历史事实所束缚，言下之意，文学创作可以进行脱离历史事实的创作。
郭沫若虽然主张文学创作可以脱离真实的历史，但这不意味着郭沫若也赞成历史研究脱离真实的历史，因为郭沫若认为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剧作家的任务就是创作文学作品。
为此，剧作家可以从任何地方取得素材。在郭沫若的理论中，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只是众多素材中的一种，与真实的历史无涉。
既然文学作品的重点在于文学，那么史学的相关内容便可以暂时搁置，而留待史学家发掘和研究。然而，尽管剧作家可以将一切历史都视为自己的素材，但仍然要坚持有史有据，否则就会误导民众。
二、从《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描写来判断真实性
1.《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的曹操
章学诚在《章氏遗书外编丙辰札记》中说：“《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
由于罗贯中的创作主要是从《三国志》中借鉴而来，所以通过对比《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的某些内容就可以看出罗贯中的创作程度，其中，人物对比是最为直接方便的检验方式。
《三国演义》对曹操的描述以乱世枭雄最为著名，将曹操描写成了奸诈但讲求道义的人，其中奸诈占据主要部分，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罗贯中所秉持的封建正统思想有关，毕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在侮辱了汉朝皇室的脸面。
《三国志》对曹操的描述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