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千“你见过霍金吗？”“你采访过霍金吗？”“你和霍金合过影吗？”“霍金是你的导师吗？”“霍金是不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黑洞的人？”每当新认识的朋友知道我在大学里学习的专业，以及我现在的身份——科学记者，以上就是我最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我早已不觉得烦，会面带笑容逐一回答，那些问题的答案依此是“见过”“没有”“合过”“不是”以及“不是”。一转眼已经七年多了。在老主编朱伟的办公室里，他和我简短聊了几句之后，便说了一句，“那你就先写个专栏试试吧”。这句话随之开启了一段我此前从没想象过的职业生涯。我的工作范围逐渐从一个科学专栏作家，转变为涉猎更为广泛的科普作家、科学记者，以及不断向人解释我和霍金的关系。实际上，我和霍金的关系接近于没有关系。霍金生前就职于剑桥大学应用数学系，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只是曾在早年研究过黑洞。而我在物理系，我的课题与他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交集。我倒是曾经和他住的很近，常见他瘦小的身躯陷在那架高科技轮椅里，在日落时分被人推着出来散步。要说和霍金的交流其实也是有过的——我刚到剑桥时，在一个商店里偶遇了霍金，我问看护他的人，能否与霍金合影一张。大约半分钟后，霍金通过他的高科技轮椅回答我：可以。我与霍金的合影仅此而已。我可以理解很多中国读者对于霍金的感情。相比于了解一位科学家的生平，研究领域和所做的科学贡献，大众更愿意把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浪漫化，甚至愿意在心里为之赋予某种超自然的魔力。我认为国人喜欢“理论物理学家”这样听上去玄之又玄的称号，痴迷爱因斯坦，此种情怀其实与崇拜《三国演义》小说里运筹帷幄之中的诸葛亮有共通之处。只是这样的科学家崇拜，与科学精神反而是背道而驰了。若是把科学精神称作“赛先生”，大约可以把科学记者比作是赛先生的信使。几年来，我在中文世界做这样的一个并不多见的信使，确实有些感触。在中文传媒领域，科学杂志容易倒闭，科学话题无法炒作，以科学话题为封面的杂志不好卖，讨论科学新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