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这八个著名段落：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借东风、苦肉计、华容道、空城计，哪些是历史上真有的？
这里没有一个是历史上真有的，统统都是虚构。
《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的通俗讲史版本，而是比《三国志》晚年的中国人，用《三国志》的基本框架和人物作为史料，进行细节填充，从而讲了一套自己的故事。
《三国演义》跟《三国志》最根本的区别是它从群雄逐鹿主题，切换到君臣大义主题。
《三国志》是只讲英雄逐鹿，仿佛一场公平竞赛，《三国演义》则是刘备讨伐汉贼——也就是曹操，讴歌忠义之臣。
《三国志》成书于公元三世纪末的西晋，它其实是三部史书《魏书》《吴书》《蜀书》的合集。虽然三本书并列，但开头是《曹操本纪》，《吴书》《蜀书》里的刘备和孙权，就只是“传”，显然是把曹操、曹丕建立的魏国看作正统，蜀和吴都是给曹家当配角的，被曹家驱逐、征讨。刘备的定位也只是一个偏霸。更何况，魏国的主要对手其实是吴国，蜀国是三家里最弱的。
但《三国演义》把重心放在了刘备这个三国争霸的落败者身上，书的核心是匡扶汉室、讨伐汉贼。
《三国演义》跟《三国志》还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它是用小人物的人情世故，取代了大人物的韬略智谋。
比如故事开篇，史书上有一段是袁绍、刘表联盟与孙坚，两派势力之间的战争，其实是政治竞争和远交近攻策略的体现。到了《三国演义》则降维改为虚构的大家抢玉玺，因为争夺玉玺而形成联合和战斗，而具体抢法简直类似小贩抢生意。
还有，在《三国志》里，杨修是死于太子争位的问题，他是曹植最得力的竞选支持者，在曹操最终选择长子曹丕为太子后，就需要削弱曹植一系的势力，避免两个儿子因势均力敌而发生内讧。杨修之死完全是曹操的政治安排。但《三国演义》里的“杨修之死”，完全是一个曹操嫉贤妒能的故事。
刘备讨伐荆州，《三国演义》不谈地缘政治目的，而只强调刘备为二弟关羽和三弟张飞报仇，过程中也高调虚构了活捉和处死杀害关羽、张飞的凶手。这更像是民间帮派打群架的视角。
都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明明是曹魏灭掉了蜀国，刘备功败垂成，历史过了年，曹操和刘备的公众形象，怎么会发生逆转呢？大人物的谋略又怎么变成了小市民的生活呢？
其实，直到唐朝，人们对曹操的态度，都是很中性的。
对曹操的口诛笔伐，宋朝是个关键。说书艺人和程硃理学完成了一次合谋。
在北宋苏东坡的记述里，小孩听说书人说三国故事，当时叫“说三分”，他们听见曹操败就高兴，听见刘备胜就大喜。苏东坡说，当时妇孺百姓都认为曹操是奸，刘、关、张和诸葛亮是忠。
而官方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苗头首先出现在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虽然也用了曹姓魏国的年号来标识相关的纪年，但他在书中议论说，我这是不得已，实际应该是秦、汉、晋、隋、唐，对于三国时期，不得不取魏国，来纪三国之事。这是士大夫第一次表达“魏国”其实不算正统的意思。
宋仁宗时期，是程朱理学创始人的程颢、程颐兄弟步入仕途的时候，他们俩用理学更加绝对地诠释了儒家的君臣大义。
到了南宋初期，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的时候，干脆用刘备的年号“昭烈皇帝彰武元年”，来接上一年的汉献帝最后一年的年号。相当于以刘备的蜀汉为正统。秦朝统一六国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阶段的篡乱时代，一是曹操父子建立的魏朝乃至两晋南北朝，一是唐末的五代十国。虽然曹操父子私下对汉献帝其实很优待，乃至结为姻亲，比起后代心狠手辣的篡位者要和善得多，但宋朝人追篡乱的源头，是拿曹操开头，把后面当作效仿者。
曹操落得这样，大约是印证了孔子那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一方面是民间开始热起来的“说三分”，另一方面，是官方和程朱理学对君臣大义的高调张扬。宋代民间和官方态度一致转向，上下异口同声，一路推动着“蜀汉是忠，曹魏是篡”的主题，走到了最终《三国演义》成书。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做过蜀国的官员，等到蜀国投降以后，在司马氏的晋朝，仍旧做着高官。他对于三国政权的君主臣子，具体政治和军事韬略是很熟悉的。
从《三国志》发展到《三国演义》，中间很关键的一环，是宋朝元朝民间的说书人和杂剧作家们，最终由平民作家罗贯中整理创作而成。
三国故事是在说书场、戏台上丰富起来的，充满了市井智慧，跟陈寿的士大夫眼界完全不同。
把《三国演义》看作是史书的通俗演义，你会觉得它背离历史真实，胡编乱造。意识到《三国演义》是利用历史原型进行文学创造，你才能真正理解它主题在历史中的流变，人物在流传中的丰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