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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宋江的艺术形象，比较起李逵、鲁达、武松、甚至林冲来，确实是不那么“明朗”，不那么“令人喜爱”，性格也不那么“单纯”，革命性也不那么坚决和彻底。然而，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并不决定于读者感情上的喜爱与否，不同的典型性格，也不能做共同性的比较。这正像阿Q和朱老忠不能互相比较一样。人们喜爱朱老忠，不喜爱阿Q（虽然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阿Q却不因为没有朱老忠那样的可爱性格，而失去他的文学典型的意义。因为鲁迅创造阿Q典型的目的，也并不是让人们当做可爱的榜样去仿效他，而是“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实由“不喜爱”，而进一步唤起读者对这个性格作批判地分析，这也是一个文学形象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水浒》中宋江的形象，虽不“勇悍狂侠”，而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艺术形象。但是，从他的性格的主导倾向来看，应该肯定，交织在这个复杂性格里的，也有着起义英雄的鲜明特色，并非像张政娘先生所说的，是一个“整天哼着‘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封建主义的奴才”。宋江的两首反诗，就足以说明他的胸襟和抱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实际上是他没有明确表露过的内心自白，“心在山东身在吴”，证明他早有“反叛”之意，至少在刘唐“送金“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些羡慕晁盖的反叛了:“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什么“追求名利的思想”，是“名又不成，利又不就的自白”，我想这种看法是未必妥当的。据我看，就算这是一种追求“名利”的思想，在那个时代也是有益的，因为他要求反抗那种不合理的现实（当然我们也要全面地分析他的复杂的思想，性格矛盾），他以“猛虎卧荒丘”的忍辱英雄自喻，他要仿效唐代农民义军领袖黄巢的革命行动，如果宋江贯彻始终地追求这样的“名利”，他至少也可以推动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黄巢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不都是由于这样的“名利”走上反抗道路的吗?要知道，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并不是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要看到和指出他们的局限性，但不能要求他们没有这种局限性。如果没有这种胸襟和抱负，又怎能使这个忍辱的猛虎，终于跑下山来，给宋代王朝制造了“破国因家木”的困难，起了号召农民起义的作用呢?
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水浒》中的宋江之所以深得人心，是由于渗透在他的性格里的那种重义的特色。宋江虽然是一个出身于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虽然身在郓城县做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但他却并非一般封建官吏的爪牙。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随，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嫻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有的同志认为，宋江的这种“重义”，在作者的笔下，有些地方已经近于虚伪。金圣叹则处处诬蔑他在弄“权诈”。
我自然也不认为《水浒》作者创造宋江形象的这个性格侧面，就非常成功。有些地方确实像《三国演义》写刘备一样一“状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然而，轻财仗义的实际行动，却分明是在封建社会动乱的年代里能够深得人心、揭竿聚义的领导人必然具有的性格特色。所谓“养济万人之度量”，是和“扫除四海之心机”紧密结合着的。尽管《水浒》宋江性格的思想行动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他终究是“心在山东身在吴”——倾向于反抗者的一面，憎恨贪官污吏，同情被压迫者，所以他才在广大群众中间获得了“及时雨”、“呼保义”的光荣称号。有人认为，这种重义的性格特色，不是宋江单独具备的。在梁山泊其他好汉身上也表现得很强烈。
也有人说，“他的近乎虚伪的谦逊态度”、“喜用手腕的权谋作风”、“对‘国家法度’的威权的迷信和恐惧”、“追逐名利的思想”，是宋江有异于《水浒》其他好汉的“个性”，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和金圣叹的看法一致的，耍手腕、用权谋，是这个农民义军领袖的“个性”。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宋江性格的消极方面，也是构成宋江复杂性格的一定侧面，但是，如果只把这些性格侧面当做宋江有异于《水浒》其他好汉的“个性”，那就等于否认在宋江这个典型形象的“个性”里，有农民义军领袖的正面的特征。这显然是抹杀了宋江的重义的性格特色在《水浒》的典型情节里所起的作用。事实上《水浒》作者在宋江的性格上着墨最多，作者不仅写了他的妥协的方面，以及最后导向失败的悲剧性格的复杂矛盾，并且也写了他的性格的光辉的一面，而这光辉性格的一面，也同样是其他《水浒》英雄所不“具备”的。
放走晁盖，这首先就是重义气、轻法度的最突出的表现。“剥民官府过于贼，应为知音放贼来”，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的金圣叹，就特别强调这次事件是宋江“不忠不义”性格的典型表现。他说:“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也有人说，事件的演变，是“客观的内容”，但是，这所谓“客观的内容”，却通过宋江的性格表现出来，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水浒》的一切重大事变，都是和宋江的性格密切关联的。没有宋江的义释晁盖，就没有梁山义军的发展的根据地;没有宋江的流落、发配在江湖上的广泛活动，没有宋江声名的影响，就没有小股义军先后汇集梁山的局面....宋江的初期梁山活动中，却正是这种起义英雄本色，在起了主导的作用。
如一篇“单道梁山泊好处”的四六“言语”里所说:“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哨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而这种作用，却是《水浒》其他英雄所不能代替的。从《水浒》故事情节的发展里，哪一个读者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晁盖、吴用、林冲虽然火并了害群之马的白衣秀士王伦，却也并没有为梁山义军的发展，打开多大的局面。只有宋江的活动，宋江的上梁山，才有了“山寨十分兴旺”，“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的局面，也才有了“招贤纳士”的措施。这种“呼群保义”的性格特色，正是朱江作为梁山义军领袖的最鲜明的“个性”，这是其他水浒英雄所不“具备”的。人们经常用李逵的性格和宋江的性格做对比，用李逵的革命的坚决性，来贬斥宋江的妥协性。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李逵是水浒义军中的最坚决的叛逆者，在他的性格里，燃烧着被压迫农民阶级的最强烈的反抗的怒火，他无条件地忠实于山寨，忠实于自己的弟兄。但是，从重义的性格特色来看，他和宋江的性格仍然不能互换。我们不能设想，梁山义军如果由李逵来领导，由于他的莽撞急躁，他的那种乱杀乱砍、不讲策略的单纯报复主义情绪，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混乱局面。人们往往由于宋江性格的怯懦的一面，而忽略他的“呼群保义”的性格特色，并不是全面的看法。要知道，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一个义军领袖所起的作用，不仅在于他的反抗的性格，而且在于他的“呼群保义”的团结人的作用。一般农民虽然有反抗统治者的决心，但小私有者的惯性和盲动的自发性，却往往妨碍他们的团结。
水浒义军所以能团结在宋江的旗帜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宋江的“呼群保义”的性格所取得的积极效果。自然，渗透在宋江性格里的有异于别人的起义英雄的“个性”，还不仅限于“呼群保义”的特征，而是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像他的谦逊友爱，他的爱人民，他的器重人才，和他的组织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都充分体现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特有的“个性”。水浒农民义军成为封建王朝腐朽制度的破坏者，成为人民中间声势浩大号召起义的旗帜，并不是智取生辰纲，甚至也不可能是晁盖夺泊、智败黄安的局面所形成的。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攻城夺县，粉碎地主武装，击溃封建王朝屡次讨伐的辉煌战果，完全是宋江所开拓的局面。
熟读《水浒》的人，谁都清楚，没有宋江的“不爱资财不扰民”、“保境安民”“劫富济贫”、“散粮救民”等明确的措施，水浒义军就不能有那样好的影响，那样大的号召力。没有宋江的分化敌人的灵活战略，如果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的地主武装真正联合起来互相援救，在劳师远来、地形复杂的情况下，水浒义军的三打祝家庄就未必能那样迅速地取得胜利，甚至很有失败的可能。没有宋江的善于策划和出奇制胜的军事才能，也不可能收服那样多的朝廷军将，瓦解了敌军，扩大了反抗的队伍。所以在分析宋江复杂性格的时候，如果只注意了他的妥协性格的一面，忽略了或者故意抹杀了这反抗的而且在水浒义军的成长壮大中起过重大作用的鲜明的“个性”，那就不仅会片面地歪曲了朱江的性格，而且也无法解释《水浒》的典型情节的发展和宋江性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