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秋天以来，我研究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已经三十三年了。
沈伯俊先生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年8月）、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年11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年4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年5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年7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年1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年6月）等多部著作，发表《三国》研究论文余篇，随笔、札记余篇，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
在这些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它们已被称为“沈本《三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版。
早在《校理本三国演义》问世不久，著名学者陈辽先生就撰写书评，率先称之为“沈本《三国演义》”，热情洋溢地指出：“这个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三国演义》版本中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最强的一个本子。”（陈辽：《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评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载《社会科学研究》年第6期）
此后不久，著名《三国》研究专家丘振声先生撰写书评，高度评价道：“沈本是近年来研究《三国演义》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沈先生对《三国》学的一个突出贡献。”“沈本辨伪匡误，嘉惠读者，功在千秋。”
“沈先生校理出来的错误，为我们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这对于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三国演义》所蕴涵的深层意识与艺术价值，了解其成书过程，乃至版本衍变都是很有意义的。”（丘振声：《辨伪匡误，功在千秋——评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载《明清小说研究》年第3期）
著名的《三国》研究专家关四平教授称沈本为“《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充分肯定道：“沈伯俊的校理工作，从学术理论角度考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经得起反复推敲和时间检验。……校理工作既富于创造性，又具有科学性。”
《沈伯俊说三国》，沈伯俊著，中华书局年版。
“毛本出现后三百多年来，再无人对其版本作过全面、细致的整理，因此说，沈伯俊的校理本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是一种开拓，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课题，给人颇多启迪。”（关四平：《〈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评沈伯俊对〈三国演义〉的校理》，载《学术交流》年第3期）
著名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郑铁生教授也高度评价了沈本的价值：“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校理最为精详也最为完备的版本，无论是这项浩翰的工程本身，还是对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出现过两次飞跃，那么一个是毛本《三国演义》，另一个就是沈本《三国演义》。这将随着岁月的大浪淘沙不彰自明。”
“沈先生的贡献，不单是对四种主要版本的《三国演义》的校理和点评，而且在于其校理工作带来的学术走向产生的意义。即它为民族文化的大普及、大推动、大解放，为书斋里的学者们探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可贵的先导和不懈的努力。……沈先生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开拓出的新路，其里程碑的意义正在于此：功在当代，泽被后世。”（郑铁生：《功在当代，泽被后世——评沈本〈三国演义〉》，载《中华文化论坛》年第2期）
《三国志通俗演义》，沈伯俊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年版。日本著名学者、《三国演义》日文版翻译者立间祥介教授表示：沈本《三国》“注释也很周到，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诸种注释。今后我也打算参考您的注释，重新修改日文版《三国演义》。”
日本《三国》研究专家上田望教授也曾在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年第2号上发表《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一文，对我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和《三国演义》评点本作了介绍，并予以充分肯定（上田望：《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载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二号，年）。
上田望教授在其论文《三国说唱研究》（载《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言语文学篇》第23号，年3月）的注释中还特别说明：“凡引用《三国演义》，均据沈伯俊校理本。”
美国著名学者、《三国演义》英文版翻译者罗慕士（MossRoberts）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布法洛）董保中教授，欧洲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等欧美学者，对沈本《三国》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国演义大辞典》，沈伯俊、谭良啸编著，中华书局年版。
除了中外学者的肯定和推许，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上下五千年》专题节目，介绍《三国演义》时，画面上的三种《三国》版本，均为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三国演义》评点本。
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联合录制的大型系列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第集《三国演义》，片尾展现的四种《三国》版本，有两种是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
此外，还有多种学术著作把我的《三国》整理本列入主要参考书目。
那么，“沈本《三国》”是怎样成就的呢？
《三国演义》，沈伯俊评校，山西古籍出版社年版。
自年开始系统研究《三国演义》以后，在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
例如：张飞本字“益德”，《演义》却误为“翼德”；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官至行都护、卫将军，《演义》却误为“行军护卫将军”；历史上袁绍曾封邟乡侯，《演义》却误为“祁乡侯”；曹操的重要谋士刘晔本字“子扬”，《演义》却误为“子阳”；曹操大将李典本系山阳巨野人，《演义》却误为“山阳巨鹿人”……
像这些对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毫无益处，只能给广大读者留下错误印象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继续错下去？我感到怀疑，认为应该予以校正。
到年1月，我和任昭坤同志合写《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7月第1版），对《三国》中的地理错误作了初步归纳，明确提出：“应该对《三国演义》加以认真的校理，整理出一种新的本子。”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沈伯俊著，春风文艺出版社年版。
－年，我和谭良啸先生合作编著《三国演义辞典》，我对《演义》中的人物、情节作了大量考证，仅《人物》辞条就加了条按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指出《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
例如：毛本《三国》说董贵妃是董承之妹（第24回），我的按语是：“据《后汉书·伏皇后纪》，董贵人（《三国演义》作“董贵妃”）应为董承之女。”
《演义》说曹宇是魏文帝曹丕之子（第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宇系曹操之子，为曹操环夫人所生。”
我还用按语说明，东汉末有两个刘岱：一个是东莱牟平人，曾任兖州刺史，初平三年（）被青州黄巾军杀死；一个是沛国人，系曹操部将，曾任司空长史，建安四年（）奉命与王忠去徐州攻刘备。《演义》因二人名、字皆同，便将他们混为一谈，造成错误……
通过这样一番扎实的工作，我对《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的认识更加全面，越来越感到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于是，我毅然开始了这一浩繁的学术工程。
《三国演义》，沈伯俊、李烨校注，巴蜀书社年版。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片面重专著，轻整理的倾向。其实，学术史早就反复证明：整理一个好的版本，特别是整理难度大、方法有创新的版本，其价值绝不亚于写一部专著，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某些专著。
把《三国》版本整理好，比之在若干问题上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广大读者、对研究事业的实际作用可能更大，其生命力也可能长久得多。对此，我义无反顾。
在校理过程中，我将自己的认识加以提炼深化，接连发表了两篇比较有分量的论文：《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海南大学学报》0年第4期）和《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0年第6期）。
沈伯俊先生
前一篇论文，进一步系统分析了《三国演义》中的地理错误，将其归纳为八种：政区概念错误、大小地名混淆、误用后代地名、古今地名混用、方位错乱、地名误植、地名混位、地名文字错讹。
后一篇论文，则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问题，首次明确提出了“技术性错误”的概念：
“所谓“技术性错误”，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
它们与那些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艺术观而产生的作品内容上的缺陷和艺术上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
”根据这一概念，我将《演义》中的各种“技术性错误”加以综合考察，概括为五个大类：
1．人物错误。包括人名错讹、人物字号错讹、人物身份错误、人物关系错讹等。
2．地理错误。共八种（同上）。
3．职官错误。包括职官混称、随意杜撰、官爵文字错讹等。
4．历法错误。包括引用史书而错写日期、干支错误、杜撰历史上没有的日期等。
5．其他错误。包括历史人物年龄误差、名物描写前后矛盾等。这种种错误，总数多达八九百处，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这两篇论文，特别是《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报》介绍了此文的主要观点，《文汇报》、《文摘报》、《东方时报》、《工人日报》、《齐鲁晚报》等纷纷予以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年第2期又全文转载，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