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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特别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对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有着巨大影响，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著作里的英雄人物常代表着该民族的情趣与风格总趋向。《水浒》虽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但它的人物形象对中华民族特别是一般下层社会的影响值得重视。
《水浒》英雄人物的第一共同性格特征是对弱者与朋友的强烈义务观念。中国传统精神的最重要特点是一一个人的价值是从他对家庭、国家、社会、他人的义务贡献中被认定。至于天赋人权的那种天生个人价值，是从来不被认可的。我们的伦理精神既不是“原罪”,也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责任——伦理义务”《水浒》完全继承了这一民族文化基因，但在强调义务中，放松了家庭这一中心环节，而强化了对朋友，特别是对弱者的义务。当然，《水浒》中的英雄都是孝子，就连野性多的、最有反抗性的李逵也表现出对传统“孝”的伦理的极大尊重。但《水浒》最响亮的口号是扶弱济贫、打抱不平、行侠仗义、替天行道，是同死同生、亲如兄弟、不分贵贱、义如泰山。传统伦理的主要范畴“仁、义、礼、智、信”在《水浒》中通统以“义”字总之。
最有反抗性的李逵义——是对朋友与对弱者两方面责任的统一，谁尽义尽得好，谁就是英雄。鲁智深是“义”的化身，在小说中没有谁能和他相比。他是不惧危难、关怀弱者与朋友的伟大榜样，对金老儿父女、对林冲、对史进……都表现了他的卓越品质。《水浒》的许多回目体现了这种义务观念，如“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宋公明私放晃天王”、“朱仝义释宋公明”、“梁山泊好汉劫法场”……写的都是英雄们尽义的行为。《水浒》把对弱者特别是对朋友的义务，强调到如此程度，以至差不多历次大的军事行动都是为了救援落难的弟兄，如打高唐州为救柴进，打曾头市为晁盖复仇，打青州为救孔明孔亮，……事实上，朋友间的兄弟之情，是水泊梁山的主要伦理基础。《水浒》这一创造后来一方面影响了广泛传播的通俗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另一方面对下层社会的帮会组织、秘密结社产生深远影响。
鲁智深——“义”的化身《水浒》第二个重要的英雄人物性格特征是刚强。《红楼梦》描绘了清明灵秀的少女，对女性的温柔美丽作了最高的赞扬，甚至男性主角也是女性化的，《水浒》则赞颂了男子大丈夫的阳刚风格。宋代是努力提倡文弱的朝代。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武人纵横的惨乱，有意识提倡重文轻武，后来的理学家加深了这一倾向，对中华民族带来不少副作用。从这方面来说，如果能正确对待《水浒》提倡的精神，对我们是有益的。怯者受辱，抽刀向更弱者；勇者受辱，抽刀向更强者。《水浒》中的英雄人物，都是敢于抽刀向更强者的英雄。武松“专打天下硬汉”,李逵“专打强牢子”,便是他们的写照。武松打虎当然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其实也不妨把它看成是一个象征：用打虎精神去打“人虎”。这实是孟子说的“勇者不忘丧其元，志士不忘在沟壑”的通俗形式。
武松，专打天下硬汉《水浒》英雄人物的第三个性格特征是慷慨。《水浒》充分理解下层人民的困苦，因此对慷慨救助弱者与贫者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宋江与柴进二人在书中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慷慨形成的。第十五回中石勇说：“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当做脚底下的泥。”“老爷只除了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号称“及时雨”,名满天下，主要就是因为慷慨。《水浒》描写慷慨、强调慷慨的地方举不胜举，第三回鲁达、史进与李忠的对比：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值甚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这里，慷慨与否已经成了衡量一个人英雄性的尺度。
宋江与柴进《水浒》人物英雄性格的第四个特征是不近女色。把不恋女色作为英雄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因为把义务伦理原则看得高于一切，男女关系必须放到这个总前提下来观察。对希腊人、罗马人、日尔曼人，追求男女欢乐之情是理直气壮的，在古代的文学中，英雄骑士不但不以追求女性为耻，更以此为人生之光荣。对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战斗的骑士与在情场上追逐美丽女性的骑士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二者是统一的。中国人则总是担心爱欲会破坏对义务的忠诚，削弱人的义务感，因此小心加以防范。但传统理论只是不提倡迷恋女色，并不赞成禁欲，认为男女之情是人之常情，是人之本性，只不过不应该迷恋。《水浒》却走向极端把不恋女色发展为不近女色，男人不要女人。梁山英雄唯一一个爱色的是王矮虎，宋江说他：“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字的，好生惹人耻笑。”
梁山英雄唯一一个爱色的王矮虎在假宋江侮辱良家妇女被李逵知道后，李逵拔出大斧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字扯得粉碎，大骂宋江：“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原来是个酒色之徒……“《水浒》和《三国演义》一起，把英雄形容为不近女色的人，这实是莫大的偏颇。因为这种努力的成功，进一步迫使已经饱受精神压迫的中国人，更加重了身负的枷锁。人们为了迎合这种荒唐观念，不得不勉强压制自己正常的情欲，大家都不愿公开谈论。把情欲压制于地下的后果是普遍的伪善化。本来，追求异性是一切人，包括英雄的天性。强使人们放弃这一点只能减弱人的性格的鲜明性。因此，不近女色的说教形成中国男性的无性化倾向，大大不利于真正强有力性格的形成。《水浒》在这方面的说教应该加以否定。至于说一个人为了伟大事业的需要，在必要时自愿放弃爱情的欢乐，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李逵《水浒》英雄人物性格的第五个特征是强烈的功名心与表现欲。不要女人，又强调慷慨轻财，英雄们的个人愿望便集中到功名心与自我表现上一当然这种表现是与“义”字相容的表现。这一点，《水浒》和真正的中国社会心理一致——中国社会总是把政治地位、功名看得高于一切。青史留名便是这种表现欲望的突出例子。这和别的民族不完全一样，比如印度人就绝不会追求什么历史名声。宋江对武松讲的话最具代表性，这些话能充分打动英雄们的心灵：“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如此英雄，决对做得大官。”他们上梁山，是因为社会弊病堵塞了通过正常渠道夺取功名、表现人生的道路，但功名心仍然深深埋在灵魂深处，这就是后来接受招安的心理基础。林冲、宋江两人都题写了反诗，这两首诗明确表现了梁山英雄们的心态：虽然流落江湖，总是不忘功名，不忘出人头地。
林冲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闻望，慷慨聚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由于具体处境，身受苦难煎逼，林冲、宋江的功名心、表现欲转化为强烈的反抗精神。他们只能在反抗中表现自己，去建立大丈夫的英雄事业。鲁智深和武松的功名心要比林冲、宋江淡一些，两人主要的人生表现欲望是在为民除害中寻求满足。鲁达初到大相国寺，仍然想争取一个较高的职位，但遇到阻碍，也就罢了。他在一般泼皮面前，倒拔垂杨柳，在众人的称赞中，获得一定满足。武松在醉打蒋门神中，虽然有报答施恩惩罚恶霸是主要动机，但施恩对他的赞美话语在激发他的表现欲、好胜心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
宋江英雄们共同性格的第六个特征是武艺出众。强调英雄的武艺高超是全世界文学的共同主题。荷马在《伊利亚特》中高度赞扬阿克琉斯和海克托的武功就是显著的例子。孔子提倡智、仁、勇，虽然并不太重视体力方面的勇，但也是加以肯定的。《水浒》和《三国演义》不同，《三国演义》在赞颂人的品质方面，一直把勇放在智的统率之下。诸葛亮始终是五虎上将的统率者。《水浒》中的文人秀士形象远不如《三国演义》,吴用这个形象创造得不很成功，更不要说公孙胜之流了。宋江的形象在智慧与权谋方面也远不如曹操等人。《水浒》歌颂英雄们的智、仁、勇，但从书中具体描写看，主要是歌颂了具有仁心并武艺出众的人物。这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创造了一一种历久不衰的心理与风格。
吴用最后，梁山英雄的共同性格是爱酒，能喝大碗的酒成了英雄的特征。景阳山打虎中，酒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善于饮酒的两种风格：一是文人秀士的饮酒赏月、饮酒赋诗，一是下层社会的狂饮。《水浒》的影响明显表现在现代武侠小说对饮酒的描绘中，金庸、古龙的小说都把饮酒作为英雄的重要性格来描绘。由于英雄形象对一个民族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对《水浒》中英雄的形象加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若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