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袁绍谋诛宦官、谋立新君等政要作为，并未是要颠覆东汉正统，而应是对固有政要体制的重建。但在传世史传中，“悖逆”“昏聩”始终是打在袁绍身上的固定标签。事实上，根据对汉末史料的再次梳理，不难看出，袁绍作为“忤逆”之臣的罪名实际并不成立，而其负面的历史形象也是因为其作为胜利者曹操的反衬对象，因而被后世史家有意塑造的结果。
作为东汉末年重要的政要人物，袁绍在汉晋以来的史料记载中，一直是以昏庸无能的庸碌之辈，但却又觊觎汉室的谋逆者的负面形象出现。这一形象经过《三国演义》的文学化塑造，得以持续的强化。特别是与其主要竞争对手———雄才大略且统一北方的曹操相比，袁绍的昏庸、野心、妒忌等负面品质更是成为曹操的“参照对象”。不过，联系东汉末年的思想动态与政要局面，并对史料细节加以钩稽，则不难发现，早在灵帝后期，袁绍就已经是崭露头角且能够主导政局的政坛新星;关东起兵后，袁绍也一直是汉末群雄之中的佼佼者。这样一位在汉魏之
际有着重要政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其本来面目似乎并不应是传世史料中所展现的那般负面。
其实，就这一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认识，如方诗铭认为袁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王永平亦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多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从而忽视了袁绍的历史地位”。学者们虽然没有言及袁绍的历史形象是否存在着被重新书写的可能，但都不否认袁绍在汉末时代本来应具有的政要地位，并且已经谈到袁绍历史地位的下沉，是与其最终失败的命运相连，而并不能以之概括其政要
生涯的全部。因此，根据以上学者所提供的启发，笔者认为，对于袁绍的历史地位应当做一个重新估量，同时对其历史形象的形成，也应重新考论。在后文中，笔者将通过东汉中后期政要、思想传统以及史料构建两个角度来论述这两个问题。
一、出身名门:袁绍政要理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西汉以来，随着董仲舒主导的公羊经学成为帝国统治者所主导的最高意识形态，
其“大一统”、“正名分”的思想内涵，亦即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并上升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的政要准则。所以，明君臣之分的尊王思想也就成为必须遵守的政要伦理。不过，随着意识形态化的经学，自然也就丧失了其原本丰富的学术内涵，而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到了东汉，这一保守的政要观念自然无法适应政要形势的剧变。这使得士人阶层对经学，及其背后的政要准则与信仰开始产生怀疑;而在政要上，豪强大族对天子权力的威胁程度也愈发提升。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虽试图从理论。
上对董仲舒公羊经学有所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达到重建儒学大一统地位的目的;同时，白虎观会议虽也强调君权至上，但依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豪强大族对天子权力的分割。到了桓、灵时代，皇权削弱的现象持续发酵，遂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影射东汉豪强兴起、皇权衰微的局面，继续提倡“尊王”的思想内涵。据史传记载，汉末之际，荀彧、张纮、沮授等人都提出过“兴复汉室”的主张，这应是“尊王”思想在政要实践中的体现。
一般认为，袁绍是站在这种思潮的反面，试图取刘汉正统而代之。这一认识，往往是根据袁绍的确所为之事，且明确针对汉献帝正统的几桩“悖逆”之事所得出。但笔者认为，同时也应注意到，面对汉末“天下大乱”的纷繁局势，作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高门子弟与颇受士人拥戴的领袖人物，袁绍类似的政要抱负在史料中也有明确的体现:
一是在与何进谋诛宦官时，其有“为天下诛除贪秽”之议;二是占据冀州后，对沮授“兴复汉室”之咨询。这些言论往往不被学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