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俗称“三国演义”，实则“演义”是用通俗的笔法敷陈、演绎史书的意思，《三国志演义》顾名思义是对《三国志》一书的敷陈和演绎，所以刻本的首页才写“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我们既要读这个书，便要正它的名字，所以之后的文章里都以《三国志演义》称之。
明郑世魁刊本《三国志演义》
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目前所存最早的刻本是嘉靖壬午年间，但其成书时间则可以推算至元末明初。这部书出道即是巅峰，有“天下第一才子书”之称，问世七百年来，被改编成无数戏剧、影视和网游，堪称中国乃至东亚第一IP。
但可惜的是，市面上的许多书多是把它当做兵书、心理学、商战和职场之书来看，而很少从文学的角度入手诠释这部经典之作。我的不揣冒昧，则是以文学史的立场对书中的人物、情节做一番必要的推演出来。
大约是三年前，在我做《水浒传》的评论之后，便有许多朋友邀请我来讲绎三国了。我自然知道，东汉三国故事的魅力正在于以大争之世淘汰无用之人，许多拿在今天未必算是三流的政治家，如董卓、刘表一干人，在当时却相形见绌。袁绍之梦断官渡，曹操、司马懿预备夺位而不得，许多内在的政治考量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尽的。
我自问没有政治家的高度，也无意以机心揣度古人，所以迟迟未肯桴应。直到今年借看一场评书的机会，对读了嘉靖壬午本和毛本《三国志演义》，渐渐有了些文学的意见，于是便将自己的想法缀连起来了，这就有了最初的一篇《英雄的出路》，而后次第读下去，集腋成裘，便是这个作品的起源。
《水浒琐语》，常明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年11月版。
要预备评讲《三国志演义》，务须讲求一些方法。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杂志上刊登过沈伯俊和胡光美两位先生所写的《三国演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讨论综述》，虽然是问距今已有七年之久，但因为两位先生的影响颇大、提出的问题尤为重要，故仍有对其讨论的必要。
两位先生梳理了近年来《三国志演义》研究中几个争论较大的问题并附有一些结论，只是这些研究在方式上有明显脱离研究主题的倾向。
首先，愚心以为，要真正研究《三国志演义》，不必要想着拿这部书和历史对比，只要关心它的成书的时候，而不必关心史实是否存在。因为《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并不是历史学家，只是民间说话艺人，并不承担分辨事实的义务，我们需要探讨的乃是历史记载是如何演变成文学的，而非历史事实是否发生过。
所以，只要是《三国志》及其他史书当中记载过的，我们都可以认定是史实，并着意分析书中的人物塑造、故事发展的逻辑结构、代表的民间心态、每一个故事的来源和历史演变。但这部书终究有历史演绎的性质，因而我们可以探索作者对于史实做出了怎样的改变，反映出民间的信仰、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心态等，这才是对待一部名著应有的态度。
《沈伯俊论三国》，沈伯俊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年版。
于是，尽管笔者个人十分推崇沈伯俊老师对于《三国志演义》的一些评论和分析，却仍然不敢苟同老师在校注《三国志演义》的过程中修改人名和地名的做法，私心以为，这是毫无必要的。
其次，在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时候，我们务须承认这是一部话本小说，随着时间流变，逐渐经典化，进而成为章回小说的。
《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必该是层累的过程，关于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可以探讨，但不可以通过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就能论定这部书是在某一具体时代写成的。
例如周邨先生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中指出《三国志传》有所谓“宋人说三分的口吻”，但这只能说明《三国志演义》的文本最早可以追溯于宋朝，并不能证明后期没有经过修改，更不能证明在后期的修改过程当中保留了更多的宋朝而不是当时的时代的印记。
我们判断一本小说的成书时间，自当是看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和主要叙事基于某个时代，而非其中的细节传承于某个时代，所以周邨先生的考证，最多能为我们提供小说源流的上限，绝非《三国志演义》定稿成书的时间。
《不京不海集》
章培恒、王利器等诸先生因判断罗贯中为元代中后期甚或是元代早期人，进而判断《三国志演义》也成书于此时同样于理不合。首先，仅凭“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一句，并不足以判断罗贯中是否即《三国志演义》确信无疑的改定者，盖因明清时期的小说作者、评点者多有托名。
以罗贯中本人而言，就有《十七史演义》都是托名他的作品，至于叶昼托名李贽，《封神演义》的点评托名钟惺等，自然也是在在有人，故对罗贯中时代的考证与《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考证可以说完全是两个话题。
要真正考证《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我们必须要下定剥开《三国志演义》的层累、逐次考证每个时期的创作和情节的决心不可。
研究的方法，第一是辨别语言，即看其文字的运用，特别是其间俚语的说明，这就必须要和语言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如王锳的《宋元明市语汇释》等书便很有参考的必要；第二是辨别名物，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时代的风物，如其为宋朝所特有，则该情节可能产生于宋朝，如此风物为明朝所特有，则该段情节产生于明代无疑。
《三国志演义》的创作是方法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同样没有研究的必要。作为平话的后继，《三国志演义》的最初的受众不是读者而是听众，所以其创作方法不能以文学的创作方法作为定位。
《宋元明市语汇释》
既然是讲史著作，必然要出于现实主义的方法，而要吸引观众，则必须采用一些浪漫主义的手段，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主观和理想色彩，或满足观众的期待（如写吕布作为三姓家奴的失败、吕蒙在斩杀关羽后被索命），同时也要满足观众的好奇（如写借东风和草船借箭的详细过程）。
所以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并不能以自己的主观创作意识为转移。我们要对《三国志演义》进行文学研究，则应分析文学的客观层面，则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可以从宋朝描写讲史的笔记出发，从接受层面研究文学接受对创作者的影响，否则站在本该客观的立场上而用主观的分析方式，就会对《三国志演义》的创作方式才产生误读。
至于《三国志演义》的主题思想，应也没有多少可以探讨的必要。如果我们承认《三国志演义》是层累出来的，就能够理解《三国志演义》最初是为了讲史平话而作的。中国人一向爱历史，喜欢听历史故事和传奇，古代固然如此，今日也不例外。
鲁迅画像
在讲史平话的过程中，很多人选择三国题材，正像鲁迅所说，“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
后世反复修订《三国志演义》，只是因为平话作者才力有限，文笔不逮，难以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所以历代修改者不断将评话进行再创作，直到文人的参与，才将伦理的思索和道德的思辨注入进来，俞樾改定《三侠五义》，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志演义》等无不如是。
故而在讨论再创作或层累式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更重要的应该是研究每一位改作者对文章结构的调整，更侧重于增益的思想和当时的民间及士人立场，这就必须要了解《三国志演义》的各种版本来。
虽然《三国志演义》被列为当今“四大名著”之一，但市面上却尚无通行较好的汇校本。这就难免让人羡慕起《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显学”，除了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