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道德意义,涨知识,建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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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贵藩在《谈三国演义与封建道德》中说到:“《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我国,津津乐道者无处不在。说他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并不为过,它影响之大,实在难以估量”[1]。之所以这部小说能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与它所蕴含的道德意义是分不开的。谢丽娜在《三国演义人物系列的儒家道德伦理观之我见》中提到过:“《三国演义》从儒家传统道德观、伦理观出发,歌颂表现的是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特征的正义行为和势力,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在社会思想上反映了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价值取向”[2]。这段话是纵观全文得出来的,死亡描写作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也蕴藏着深刻的道德意义。众所周知,“拥刘反曹”是小说的道德价值取向,那么从贯穿小说始终的死亡描写上,我们能否领悟到作者的这一道德意义呢?   刘备是书中着力表现的主要人物之一,他首先是仁德的化身。小说开头便写出了他非凡的抱负与仁德之心。首先写他做安息县尉,“与民秋毫无犯”,督邮前来勒索,他不惜丢官,也不搜刮民财;做新野牧,同样施行仁政,爱护百姓;曹军南下,百姓扶老携幼相从,他不惜妻离子散,与民同甘共苦。这些地方都表现出刘备仁德的性格。同时,刘备也是忠义之士,他不仅对结义兄弟恪守忠信、义重如山,对待他人也以义为重,交之以心。对于这样一个儒家道德的典范,作者的价值取向当然倾于刘蜀集团,所以刘备最终的结局不可能为奸人所害,而是因为救关羽未遂在白帝城病死。   作者不仅从男性英雄人物的死亡描写上体现了儒家道德观,在对女性形象进行死亡描写时也别具一格。郭瑞林在《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及其思想道德意蕴》中说道:“应该说她们的存在不仅对于塑造叱咤风云的男性英雄形象、表现和突出小说主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她们身上还被作者赋予了丰富而深厚的思想道德意蕴,表现出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同时还透露出作者具有民主意识的妇女观”[3]。在小说第一百一十七回、第一百一十八回,马邈夫人李氏和刘谌妻子崔夫人在面临蜀汉即将灭亡时,作者塑造了两个自杀殉国两个烈女形象,她们没有苟且偷生,而是壮烈殉国,徐母同样是因为不愿见儿子为曹操卖命而自杀。这些女性形象多是为作者所肯定的良母、贤妻、节妇、烈女,成为小说宣传“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和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的不可或缺的另一类人物系列。   《三国演义》成为百读不厌的书面的缘由,与书中作者所展现的互不雷同、风气云涌的死亡场面,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直接相关。除这外,全书所蕴含的浓厚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意识也是一大特色。关于《三国演义》的宗教意识,陈彩玲在《论三国演义的宗教意识》中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三国演义》中的宗教意识不是单一宗教现象的孤立显现,而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兼有佛、道等思想的综合体;其出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观念,复杂的心理因素和大众的审美理想使然,以及长期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不全相同。就拿《三国演义》来说,儒家思想即儒教的影响首当其冲。《三国演义》深受“儒教”熏染,“天命论”的情怀散布中间。天可以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三国演义》或引入或设计众多奇异的情节,诸如霓堕鸡化的不祥之兆;刘备的甘夫人夜梦仰吞北斗,因而怀孕,生下阿斗等,都是对“儒教”所谓的“天人感应”理论的响应。其实最能突出体现这一理论的当属书中的死亡描写:孔明死时,天上赤色巨星陨落;张飞遇害,斗星坠落,这都是作者为宣扬儒教而有意设计的情节,从中也能看出作者的价值取向明显倾向刘蜀集团。“儒教”的核心思想是“礼”与“仁”相结合的道德规范,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过程中无法隔断“儒教”思想的影响。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小说歌颂他的英雄气概;关羽,忠义汉子,赤诚,作者在书中全力赞美之,曹操,虽然是一代枭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价值取向违背了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因此受到竭力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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